一 非洲安全问题的新情况

       21世纪以来，非洲政治形势趋于稳定，但政权更迭造成动荡，局部地区的军事冲突继续肆虐，恐怖活动呈分散化趋势，各国普遍存在治安安全的威胁。

（一）政党轮替造成动荡和冲突

       非洲被称为“视觉民主”“形式民主”“部族民主”“宗法民主”，民主选举容易被操控，选举结果经常引发质疑，导致社会冲突。而且，非洲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政党政治还不够完善，容易激化社群、族群和宗教三大传统矛盾。尤其，西方国家倡导的政党轮替成为非洲各国反对党的首要奋斗目标，选举期间极易形成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南苏丹、中非、刚果（金）等国家的内战在选举前后往往进入高潮。2015年布隆迪因为总统修宪而在大选期间发生暴力冲突和未遂军事政变，造成上百人死亡，近20万人沦为难民，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布基纳法索发生政变，首都等城市爆发严重骚乱。2016年以来，刚果（金）因为选举法修正案和总统大选延期而频繁发生骚乱。

（二）不可测的新军事冲突

        非洲处于社会转型阶段，新旧矛盾交织，容易突发军事冲突。第一，热点地区仍然不时发生战争冲突，军事冲突的原因、方式和表现与以往不同。
        刚果（金）、索马里、苏丹等国仍然打打停停，战斗规模较小但波及范围较广，冲突多由地方利益、族群矛盾、派系斗争引发。第二，一些长期稳定的国家突然发生武装冲突，并且更加难以控制。如2011年西方干涉导致利比亚陷入长期内战，至今仍然不时发生战争。第三，一些原本恢复和平的国家陷入了新的冲突，中非共和国的部族和宗教矛盾造成的武装冲突频频发生，布隆迪等国有从选举冲突滑入内战状态的危险。第四，国际社会对非洲和平建设产生失败主义论调，西方国家参与非洲和平事业的力度减小，欧洲和美国大幅度减少对非洲维和事务的援助，非洲的一些地区国家参与冲突解决方案的兴趣也在减弱。

（三）恐怖活动日益分散化

        20世纪非洲的恐怖活动被限制在东部非洲，恐怖主义组织斗争的矛头对准西方利益。但“阿拉伯之春”诱发恶劣后果，恐怖主义组织已经从北非蔓延到南非，西非和中非成为受害最严重的地区。2014年以来，伊斯兰青年党、“博科圣地”等非洲恐怖组织纷纷加入“伊斯兰国”。“博科圣地”2017年发动了60多次恐怖袭击，活动区域覆盖尼日利亚、乍得、喀麦隆、尼日尔四国5万平方公里的边境区域，截至2018年3月，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2万名，占全球恐怖袭击的14%，260万人成为难民。国际智库“经济与和平协会”（IEP）公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显示，2017年恐怖袭击死亡人数超过300名的非洲国家包括尼日利亚、索马里、利比亚、中非，尼日利亚多年来成为全球因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2017年下半年，联合国反恐行动特别小组（CIITF）和反恐中心（UNCCT）发布的恐怖袭击声明，涵盖了埃及、利比亚、乍得、尼日利亚、索马里、喀麦隆等国家发生的50多起恐袭事件。

（四）国际犯罪问题突出

       第一，全球化给非洲带来了贸易和投资红利，也带来负面冲击。资金和人员快速流动，提高了国际犯罪组织的效率。高新技术普及，降低了犯罪成本。第二，非洲的国境线大多分布在沙漠、河流、原始森林地带，管理难度较大。第三，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巡逻力量薄弱，跨境有组织犯罪很少受到限制。第四，腐败问题突出，军警收入微薄，一些西非国家的海防官员和海警甚至暗中参加几内亚海盗团伙。据非盟反恐中心文件显示，非洲的跨境犯罪组织构建起横跨非洲大陆的犯罪网络，交易伙伴包括几内亚湾海盗、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伊斯兰青年党，非洲犯罪组织与欧洲犯罪组织、中东极端势力和南美贩毒团伙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联系，新闻媒体还频频曝出针对中国境内民众的网络金融诈骗团伙在非洲被起获。

（五）治安威胁加大

       非洲暴力治安事件高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非洲多国财政困难，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投入持续降低，加上一些国家将主要力量用于抗击恐怖主义威胁，影响了在其他地区的治安投入。第二，一些国家经济下滑，物资短缺，物价上涨，贫困地区的违法犯罪事件增多。埃及、安哥拉、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等国家恶性治安事件不断发生。第三，非洲人口增长多年保持3%的全球最高水平，城市化由1990年的31%增长到目前的45%，贫困人口不断增多。中非、索马里、南苏丹等国家的工商业急剧衰落，贫困人口剧增，治安问题日益严峻。据联合国难民署2017年的考察报告显示，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较十年前人口增加了一倍，有120万人不能解决基本饮食问题，成为犯罪组织招募对象。

（六）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加

       非洲大陆社会公共服务缺乏，医疗和应急能力低下，近年来卫生安全、粮食安全和气候灾害等非传统问题日益突出。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疫情，截止到该年年底，造成6128人死亡，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累计出现埃博拉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17290例。2014年西非和东非地区陷入粮食危机，苏丹、尼日利亚、中非、马里、索马里等十多个国家缺粮。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粮食大面积减产，3200万人缺粮。2017年，南部非洲粮食减产，2900万人粮食短缺④。近年来非洲气候灾害问题不断显现，撒哈拉沙漠南侵，迫使牧民进入农耕区，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苏丹等20多个国家受影响，尼日利亚每年的农牧民死亡人数在200名以上。同时，乍得湖、图尔卡纳湖、维多利亚湖等非洲大湖萎缩，尤其是乍得湖面积萎缩了90%，居民生存环境恶化，为恐怖势力所裹挟。
       2017年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东部非洲国家经历了1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大批牲畜死亡，部分农田弃耕，争夺生存资源的部族冲突时有发生。

二 影响非洲安全形势发展的新要素

       近10年来非洲国家的安全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受全球经济形势、地缘政治斗争、社会思潮兴起等新要素的影响。

（一）全球经济形势造成非洲社会动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下滑，经济冲击按照发达市场一新兴国家制造业一亚非拉国家原材料出口国的产业分工链条逐级传导。2008年欧美国家最先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境，在2~3年后危机传导到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非洲等原材料生产国则在2013年前后才受到较大影响，经济增长和出口规模普遍下降或缩小。最近几年，欧美经济有所增长，但发展基础并不稳固，消费和市场萎缩的现象没有根本性好转。
        在当前美欧等国家还没有走出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等新兴大国承受巨大的市场压力，原材料出口价格低迷。原材料价格低迷的前提下，非洲国家的外贸收入难以提高，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条件下降，容易发生社会动荡。

（二）外汇短缺引发社会失调

       非洲是国际上金融形势最为脆弱的地区，外汇短缺问题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第一，货币发行权受制于人。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20多个前法属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受到欧盟控制，其外汇存放在巴黎央行。其他前殖民地宗主国也控制着部分非洲国家金融命脉，如几内亚比绍的货币发行权在葡萄牙手中。第二，非洲国家经济体量有限，内部发债规模小，对外借债和发行主权债是非洲国家平衡外汇短缺的主要手段，但西方国家动辄降低非洲国家评级，加大了非洲国家获得外汇的难度。第三，非洲国家的汇率变动巨大，严重影响国内的金融稳定。2013年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要求非洲国家贬值货币，压缩财政开支，造成非洲国家经济失序下滑。第四，美元加息加剧了非洲国家的外汇流失。2015年以来美国开始执行货币紧缩政策，导致国际上美元流量急剧减少，埃及、安哥拉、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南非等国先后出现了严重的美元荒，很多国家采取控制外汇的政策。津巴布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经济弱小的国家，甚至出现货币崩溃。第五，美国减税政策导致非洲投资减少。非洲大型公司一般都实现了国际化，甚至直接成为欧美企业的分公司。在美国减税背景下，大型公司的利润更优先回流美国，进而影响非洲的税收收入和经济活力。

（三）国际债务形势严峻造成生活成本上升

        第一，金融危机10年间，很多非洲国家严重依赖外债和贷款。非洲是世界上债务最为沉重的地区，目前偿债能力不足，已经很难获得外部支持。
        莫桑比克2016年隐匿了对俄罗斯进出口银行的政策性借款，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向莫桑比克提供贷款。2017年，乍得、南苏丹、刚果（布）、赞比亚、加纳、加蓬、肯尼亚等国家，到期本息债务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3倍，债务违约风险日益明显。据惠誉透露，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债务水平也到了危险等级。第二，非洲国家债务总量已经到了不可承受的程度。非洲的经济是“活命经济”，很多非洲国家在粮食、糖类、食盐、柴油等基本商品进口过程中给予直接或者间接补贴，如果该国债务沉重，将不得不取消补贴，直接导致民众生活水平和购买力下降，进而引发埃及和突尼斯模式的社会暴乱。

（四）国际地缘政治斗争危害非洲安全

        在历史上，欧美国家积极塑造非洲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等新兴大国在非洲经济领域的强势进入，使得欧美国家在非洲的影响力急剧退缩。当前非洲政治和经济势力希望脱离欧美控制。但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的下降，其维护全球领袖地位的雄心反而越燃越炽。近年来，美欧国家以使馆为头脑，以非政府组织为工具，以西方公司利益为目标，在非洲各地煽风点火，制造冲突。2011年，法国和美国在利比亚轻易决定发动针对卡扎菲政权的军事打击，是因为当时欧美在该国没有太多经济利益，中国反而是利比亚的最大合作伙伴。在科特迪瓦、苏丹和南苏丹、中非、乍得、马里等国发生的政权更迭和军事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除了非洲就是中国。而且，美国不仅力图削弱中国利益，与欧洲、俄罗斯、伊斯兰世界、东亚其他国家的利益也多有冲突，在美国极力维护其全球领先地位的背景下，大国斗争导致非洲内部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增加。

（五）美国反恐战争政策调整的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将反恐问题列为战略重点，并强调要调整反恐战争的政策，但直到目前仍没有出台相应的反恐策略。由于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对非洲各国的反恐政策和反恐行动发挥着关键作用，必然也会引起非洲极端势力的反作用。总体来看，2016年以来西方在非洲反恐战争中的投入明显减少，非洲反恐战争的趋势表现为恐怖主义的碎片化、本土化、隐蔽化，但制造的恐怖威胁和后果却更加严重，大规模伤亡的事件不断发生。2017年索马里首都的一次恐怖袭击就导致500多人死亡，埃及清真寺恐怖袭击则导致300多人死亡，分别成为两国历史上死伤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

（六）非洲老人执政使社会矛盾积累日久

        政党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加给非洲的，基础薄弱且执行效果不佳，非洲传统社会中的长老制度在很多国家披上政党政治的外衣，目前有十几个总统执政时间在25年以上。老人执政确实有利于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但同时也衍生出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一，长期执政与宪法精神相悖，宪法条文和现实执行上的脱节，导致非洲国家政权存在合法性问题。第二，总统长期执政，国家政治结构僵化，社会矛盾缺乏排气孔和减压阀门，容易导致突尼斯、利比亚、津巴布韦模式的政变事件。第三，老人执政往往靠强权和收买措施维持，社会不公和腐败问题因此日积月累，危害深重，一旦发生政权更迭，社会矛盾的反作用力会异常突出，有些国家有可能陷入长期动荡和战乱，如蒙博托之后的刚果（金），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

（七）社会思潮变化迅速

       当前全球化进入徘徊期，世界各国都在思考人类政治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加上国际上的矛盾长期积累，社会群体之间出现隔阂，消极和迷茫情绪有上升趋势。一直引领全球化的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搁置了TPP，试图以双边协议替代多边协议，公然违反全球贸易协定，对盟友和发展中国家频频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同时，英国宣布脱欧，西班牙出现加泰罗尼亚分裂事件。西方世界的“黑天鹅”事件，完全超出了人们对社会思潮汹涌冲突的认识。当前全球经济低迷，非洲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非洲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寻求突破和拯救方案，更容易接纳全球的各种非主流思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反全球化浪潮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更多社会底层和破产人群的支持，对非洲各社会阶层也具有不尽相同的吸引力，“矿产资源民族主义”“全球化危害非洲”“以群众街头运动赢得社会权利”等各种思潮在非洲的拥趸者有增多趋势。

三 非洲安全形势新趋势

        通过综合分析相关要素可以看出，非洲未来几年的整体安全形势很难有大的改观，甚至有恶化的可能。

（一）国家间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按照历史经验，在经济形势动荡之际，大国博弈会进一步加剧。而地缘战略价值较高的核心地区动荡会进一步加剧，如中东和东南亚。对非洲而言，随着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伊斯兰首都，其标志着特朗普对阿拉伯世界的新战略启动。北非国家一直深受中东形势的直接影响，会首先感受到大国引领国际形势变动的威力。对其他非洲国家而言，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对立会进一步加剧，欧美力量对抗恐怖势力、极端势力的斗争会继续。而西方世界发动新一轮对极端势力的斗争，背后掩盖的经济利益之争会波及中国等新兴国家与非洲的合作项目，进一步加剧大国在非洲的矛盾。

（二）经济困难导致的社会动荡会加剧

        2013年以来，非洲国家财政收入匮乏，自主投资的大型项目持续减少。
        而受制于其主权信用滥用的约束，国际社会对非洲的贷款也将趋紧。新兴国家虽然将非洲列入优先发展合作关系的地区之一，但也不会置经济规律于不顾，轻易投入重大项目。同时，全球贸易活动仍不活跃，大宗商品价格难以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有关非洲投资、工程、贸易项目都会不同程度受到波及。另外，在全球贸易争夺激烈的背景下，西方大国对非洲的援助可能持续减少。因此，非洲的投资、金融、贸易、援助形势都不容乐观，经济形势可能更趋困难，进而导致社会动荡。

（三）不同国家社会动荡和骚乱形势将存在差异

        非洲国家经济形势困难，会导致社会动荡和骚乱的加剧。因此，应该首先关注对非洲各国的外债、进口、市场价格、居民购买力水平、失业率等核心数据的分析。其次，应该高度关注非洲政治结构脆弱国家。非洲各国政治生态差异极大，相对于其他国家，吉布提、毛里求斯、摩洛哥等国家宗教矛盾、社群矛盾、部族矛盾都不突出，属于政治结构稳定的国家。
        而刚果（金）、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南非各种宗教、族群、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属于政治结构不稳定国家，一旦发生社会动荡就难以控制。

四 对中国投资的影响

        中国对非投资不断增加，中资企业面临的投资和运营风险也空前严峻，按照PESTEL大环境型分析法，主要可以分为政治危机、战争风险、恐怖主义袭击、治安风险等。

（一）政权更迭造成政治风险增加

        2015年以来，安哥拉、冈比亚、加纳、津巴布韦等多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肯尼亚大选一度陷入僵局，刚果（金）则再度推迟大选。因为政权更迭引发政策变动，一些中资企业与前政府签署的项目遭到新政府的重新审查或否决。另外，由于发生政权更迭，社会发生动荡甚至骚乱和冲突，给境外项目的实施带来严重影响，一些项目因此取消。
        2017年初，安哥拉新总统若昂?洛伦索就职之后，对前总统多斯桑多斯的政府班底进行更换，一些前届政府批准的承包、采购、投资项目停摆。
        2017年1月9日，加纳反对党领导人阿库福-阿多宣布就职新总统，对矿业、政府采购、承包工程等项目审查更加严格，中方新增大型项目进展缓慢。2017年1月，冈比亚新总统执政后，打击非法走私、出口和贸易，木材开采和出口管理措施更加严格。2017年11月中旬，津巴布韦军队接管国家机构，姆南加古瓦上台执政。新政府彻查资金外逃问题，提出黑人赋权问题。中国是津巴布韦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和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地，中国投资占其外资总量的75%以上，因此受到较大影响。

（二）选举问题造成项目悬停

        2015年以来，一些非洲国家因为大选后的政治争议而引发社会动荡和骚乱，对中国投资项目造成不利影响，有的中资企业人员安全受到威胁，项目停摆。
        加蓬总统选举结束已经一年多了，但反对党候选人让平仍然坚持自己是获胜者。个别中资企业被认为在选举过程中支持让平，导致有的中资项目被废除。2017年肯尼亚大选一波三折，在长达近4个月的选举动荡期间，全国多地爆发暴力冲突，出现了打砸抢事件，造成多人死亡。肯尼亚是非洲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几个国家之一，蒙内铁路、拉姆港、地热发电、电网建设、火电厂等大型项目都是由中国投资建设，该国政治动荡对中国投资项目影响巨大。2016年以来，小卡比拉一再拖延刚果（金）大选。受到美国等资本退出刚果（金）矿业市场的吸引，中国多家大型企业在刚果（金）竞相并购铜矿和钻矿，洛阳钼业收购了自由港TENKE铜矿的全部权益，紫金矿业收购了科卢韦齐铜矿，并大举开发卡莫阿铜矿。当前反对党一再发起死城运动，导致多人死亡，数千人被捕，中国投资项目的风险不容小觑。

（三）大国冲突威胁中国投资

        近年来非洲多次出现国际地缘环境恶化问题，导致中国项目受阻。2013年以来，中资企业在加蓬、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和喀麦隆的一些大型项目受到法国企业的竞争和排挤，当地政府主导的EPC项目几乎全部为法国企业所获得。2016年，加蓬宣布将林贝加两座铁矿和铁路建设项目交给法国公司，使数家中国央企长期投入落空，还发生了我国企业负责人被捕事件。
        2017年法国万喜能源公司以高价中标塞内加尔8个光伏电站项目。喀麦隆的纳科提加水电站项目总金额超过10亿欧元，法国电力公司EDF以高于中资企业近三分之一的报价中标。中资企业推动的PPP项目中，虽然资金由中国企业通过政策性银行融资，但也要充分考虑法国企业的利益。如喀麦隆的水厂项目、塞内加尔电力项目等被迫将利润较高的分包合同授予法国公司。

（四）国际制裁风险上升

        近年来，非洲遭受美国和欧洲制裁的危险在增加，乍得、津巴布韦、布隆迪、刚果（金）等国家都受到美国制裁，对中资企业在非项目产生了很大影响。
2015年，数家中国大型央企签署备忘录，计划开发大英加水电站项目。
        由于美国以刚果（金）大选问题为借口制裁刚果（金）政治领导人，西方的融资方和参建方纷纷退出，中资企业提出的方案已无法实施。2017年10月18日，美国石油公司因为账务和税收问题与乍得政府关系紧张，总统特朗普以乍得不向美国提供反恐信息为理由，将乍得人民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中石油等中资企业在乍得推动的工业园、新能源、石油炼化开发等项目在融资和共同开发等问题上面临困扰。在津巴布韦，尽管姆南加古瓦总统承诺保护私有财产，保护投资，欢迎白人在内的流亡人士回国，但西方对津巴布韦的制裁仍然不会轻易解除，对中资项目的影响仍不能忽视。

（五）战争冲突风险持续存在

        战争和武装冲突对投资和经贸合作有致命性威胁，2011年利比亚内战导致几乎所有的中资企业撤离，承包工程损失达到180亿美元。目前，西方支持的团结政府和东部地区由俄罗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支持的军阀哈弗塔尔将军时常发生冲突。中资企业已经全部撤出，利比亚油田开发全部被西方公司掌握。
        在科特迪瓦内战期间，中资企业全部撤离，执行中的项目全部荒废。在南苏丹，中石油提格里格油田已经被反政府军控制了4年，采油和输油设备完全荒废。琼戈莱州的油田则被苏丹所控制。当前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又浮出水面，政府军与地方民团的矛盾上升。
        在索马里，中资企业曾经探讨能源开发、电信建设、水利建设、渔业合作等众多项目，但目前仅有数名中资企业的留守人员。受乍得湖盆地恐怖袭击活动威胁，中资企业放弃了喀麦隆北方的打水井和石油钻探项目，尼日利亚博尔诺州已经没有中国人居住和工作。在马里，恐怖袭击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2017年以来已经造成中资企业多人死亡。尼日尔、布基纳法索、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贝宁等周边国家受恐怖威胁，中国多家企业被迫放弃中标的水电和电网建设项目。

（六）社会动荡风险

        2017年大多数非洲国家出现了经济形势恶化的现象，总体经济增长率只有2%左右，低于人口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社会不满因素增多，多国连续发生社会动荡和民族冲突，导致一些中方项目被迫终止和取消。
        埃塞俄比亚近几年增长速度减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2017年发生了奥罗米亚、阿姆哈拉的反政府示威和冲突。在南部奥罗米亚州，一家中资企业在该地区实施的公路工程项目仅进行到一半，因为物资短缺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被迫放弃该项目，损失数千万美元。
        几内亚和加纳等国家的形势一直保持稳定，但经济增速下降，政府财政困难，减少对公务员、教师、医生、学生等群体的社会补助，游行示威等事件增多。纳米比亚、布基纳法索、乌干达、南非等国家也发生了游行示威活动。游行示威活动不但影响中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些示威还直接将矛头对准了中资企业。2017年5月赞比亚发生游行示威，反对政府打击非法采矿活动，一些示威群众冲击中资矿企。政府在镇压示威游行活动中，以检查工作签证等名义逮捕了31名中国侨民，其中包括孕妇和重病患者，引起中国国内舆论的关注。

五 防范非洲安全问题新举措

        中非之间的安全能力建设应进一步加强，中非合作模式需要进一步创新，中非合作应进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

（一）进一步助力非洲国家的安全能力建设

        当前，对中国在非投资威胁最大的安全类型是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而且治安安全、非传统安全也与政治和军事安全密切相关。从安全风险的特征来看，政治和军事冲突风险对企业属于不可抗力风险，而且属于被动型风险。但从国际关系上来看，政治和军事风险属于传统风险，是可介入和可管理的风险，相关行为主体应该是国家政府。所以，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实践角度来看，中非政府间的安全合作是应对中国在非投资安全挑战的最根本出路。
        近年来，中非安全合作主要集中在联合国、地区组织、双边三个层面，加强能力建设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非洲安全问题涉及主权让渡和全球治理等多个维度且相互交织，中非安全治理合作应在三个层面加强协调。其次，由于三个层面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大国关系，安全合作的目标、措施、行动、方式都会受到西方干扰，中非安全合作应以提高非洲国家能力建设为总体目标，采取非洲国家可以接受的措施和方式，行动上应该得到各方的支持。最后，助力非洲国家的安全能力建设，应该协调并统一众多参与方，包括政府各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方应该始终围绕国家政府这个行为主体，避免陷入错综复杂的非洲内部矛盾中，成为其矛盾的一部分。

（二）进一步创新中非合作模式

        中非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的模式一直随着时代变革、随着双方各自形势变化而演变。最早期的中非合作项目主要是符合国家外交需要的项目。中国改革开放后，对非合作模式引入市场机制，民营企业进入非洲，国企开始相互竞争。2015年约堡峰会后，产能合作成为中非合作的重点。由此，中资企业暴露在非洲的各种风险类型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应对措施也应发生变化。首先，中国企业应该以本土化的方式融入非洲，实现与非洲利益结合，非洲国家才会主动保护中方投资项目。其次，中国企业应采取国际化安保措施来保障自身人员和投资安全。西方国家企业在非洲的安全支出普遍高于合同金额的1%，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接受安全成本的概念。另外，在充分考虑义利观的前提下，投资回报前置是防范投资风险的有效途径，在高风险国家的长期投资要做出止损安排。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模式创新，应首先考虑安全风险造成的资产沉没问题，并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解决方案。

（三）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可提高投资安全性

         首先，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世界各国踊跃参加相关合作，“一带一路”项目在国际范围内更具政治安全保障。早在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了贯穿亚欧非大陆的“一带一路”的框架。在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一带一路”被定义为“建设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苏丹、吉布提、摩洛哥等国先后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这些国家的合作项目得到中国政府和所在国家的积极支持，有较强的政治保证，可以有效平衡大多数安全风险。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核心内容之一，成为引领当前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当前各部委和金融监管部门对产能合作领域的投资采取鼓励措施，相关项目获得政策性资金支持（包括商务部项下的援助资金、国家进出口银行项下的两优贷款、中非基金和中非产能基金项下的股权投资）和获得对外投资许可的期限缩短，项目可快速实施和回收成本。2017年以来，受益的项目包括中石油的肯尼亚地热项目、保利协鑫的埃塞一吉布提天然气项目、中建材的赞比亚工业园项目、刚果（布）国家一号公路项目等。
         最后，国家政府各部门对外汇管制的措施不断强化，许多大型民企的盲目性投资项目被叫停，避免了国家和企业资产的重大损失。目前，中国企业投资方向更针对发展中国家，面向非洲的“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同时，针对国企和央企，国资委在2016年发布35号文件，严禁央企投资境外非主营业务，避免了大项目中的恶性竞争，激发了企业之间共同合作的聚合效应。相较于聚合性的大型项目，较小型和松散型项目更能抵御普通安全风险，也可有效获得所在国家政府的安全服务。
         综上所述，非洲安全风险遭遇更多挑战，前景不容乐观，但只要应对得当，中非合作的势头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中国对非投资仍然可以节节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