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中国智库学者，我每年接受的国内国外各类采访差不多达500多次。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向外发声，尤其是对美西方发声的不易，当我们向他们讲述中国故事时，许多时候他们不愿意听，即便听了也不懂，即便听懂了也不接受，以至于就中国改革开放的过往成就、现状及未来走势这样的基本问题都难以达成一致。这样的现实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该如何去改变？
上世纪80年代，我作为外交部翻译，曾数次参与接待基辛格来华访问，常听他讲起当时来华访问前，美国政府会发一小笔出差补贴，然而基辛格到了中国内地钱却花不出去，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买，每次都要等转道香港时才能花钱买一些东西带回国。
40年来，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20年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与美国GDP规模差距快速缩小，到2021年底，预计将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二战结束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如此逼近美国的GDP总量。同时，中国当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高于美国21.2%的贡献率。
对中国的上述发展成就及未来态势，我们注意到中西尤其是中美之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叙事：我们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流血流汗，踏实奋斗干出来的；而美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骗取”西方信任，“偷取”科学技术，“抢夺”美国工人工作的结果。我们一再向世界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而美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任凭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将抢走美国的所谓“头狗”（Top dog）地位。这些人由此产生了一些复杂情绪，其中既有嫉妒，又有仇恨；既有羞辱，又有自卑。
这两种大相径庭的叙事方式，造成现实中我们对美西方发声的困难，有时甚至陷入一种“鸡同鸭讲”的局面。进而，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甚至潜在敌人进行全方位打压，举全国之力防止中国赶超。表现在舆论上，就是与中国唱“对台戏”，争夺话语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计把中国声音压下去，中国对外传播的任务因此变得更为艰巨。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对外传播工作应该怎么去适应和开展？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始终是把中国的事做好。强大的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对外影响力的基础。越是面对波云诡谲的外部形势，越是需要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更大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第二，把自己的事做好却说不好也不行。中华传统文明讲究谦和内敛，说话留几分余地，但在当前国际舆论场上，需要克服这些传统习惯给我们设置的心理障碍。
第三，需要适应对外传播新常态。所谓“新常态”，我理解是在当前复杂形势下，当我们对外发声或者传播时，要能够事先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反应和可能的动作，尤其是负面动作。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以单一层面来研究对外传播，应讲求多维立体动态的方式方法，思考应该对谁讲，怎么讲，用什么方式讲，对方会如何回应，目的是什么？
在实践层面，我也有一些经验和建议。
第一，防止被对方“装到麻袋当中去”。在国际舆论场上，面对对方的抹黑造谣攻击，我们需要给予针锋相对的回应。但同时，我们要谨防陷入对手设置的议题中去，要善于主动提出建议、创设话题。
第二，不能放弃知己知彼的思维方法。疫情暴发之前，我一年飞行旅程达到50多万公里，即便这样，依然能不断发现一些地区带给我的颠覆刻板印象的变化，需要每天去学习了解变化背后的原因。更不要说西方人，他们对中国的过去也许了解不多，许多人没有亲身到过中国，又每天生活在戴着有色眼镜的媒体所营造出的“信息茧房”中，对这一点我们要给予充分的了解与理解。
我们在做国际传播时，基于不同的国情与民情，需要对话语进行合理的转换和加工。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姚明是中国国际形象传播的优秀典范，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不会整天把他2米26的身高挂在嘴边，质问美国人的个子为什么这么矮？我们在对外传播时，一定要弄清楚什么话讲了会交到更多朋友，什么话尽量少说，什么话需要请别人来说。
第三，应鼓励国内更多有能力的智库专家、学者走上国际主流媒体，充分利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国际会议交流的机会展示自己，占住舞台。
同时，学者专家应以更高的站位来处理和应对相关场合，立场一定要端正。学者们的一言一行经常涉及国家利益，在舞台上要能站得住、站得稳，把话说清楚，不仅能够应付当下场合，也要能经得起历史检验。
国内媒体应该给学者专家以更多支持和承认。以我个人为例，今年3月份我在BBC节目中驳斥主持人对新疆的污蔑，被该主持人发布后受到国内媒体关注，然而事实上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在持续做着类似的工作。正是因为国内以往对这方面关注较少，许多人弄不清楚谁在国际舆论场上攻击我们，谁又在捍卫我们，导致“为什么专家和媒体没有冲在一线”这样的误解出现。只有在一定曝光度下的相互比较，我们才能进一步辨析，谁在对外发声，谁讲得更好、哪种方式更有利。
第四，对外传播不能仅靠单一渠道，需要多渠道多层面多角度发声。其中既要有正式的官方声音，也要有一些民间的、社会性的、灵活的声音，来全面多样地反映国内真实情况。
我们发现，国外媒体经常主动去采访的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几个人，什么原因？第一，遇到突发性新闻，外媒经常找不到中国相关部门在紧急情况下回答他们的问题；第二，国内接受外媒采访需经过层层请示，手续比较繁琐，一些部门轻易也不愿意接受外媒采访。当然一些外媒记者的提问有时候别有用心，这是事实，但能够明辨是非也是我们增强对外传播能力的体现。
因此，一旦发生重大国际事件，或者与中国有关的事件，应尽可能避免因回应不够及时或者渠道不够通畅所造成的我方声音空白，应及时抓住时机比较有效地传递我们的真实想法和信息。（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株洲大学客座教授）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