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TFR）是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的1.5的低生育率警戒线。相关监测亦显示，中国2021年的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仍然呈现走低趋势。

中国是一种早熟的低生育率人口类型，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口-生育的转变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一孩生育被当作后现代生活方式塑造，极大改变了国人的生育观念、态度和行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因为堆积效应释放，出生人数略有回升，当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846万，是自2000年以来人口出生最多的一年。2017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758万，二孩占比超过50%，与2016年相比，当年我国新生婴儿数减少了88万。这说明了一个事实，我国的低生育率是内生性的，是高生养成本和低生育意愿共同作用的产物。

图源：视觉中国

2000年以来，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已然是中国人口的常态，适龄生育的女性人口显著减少——2000年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段的女性有16596.07万，2010年减少到16119.71万，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2019年比2018年减少600多万。生育意愿代际弱化，晚婚、不婚、离婚现象日趋普遍，生育率低迷。

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少子化、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和存量减少，加速少子老龄化，养老压力加大，导致人口均衡发展目标渐行渐远。研究发现，低生育目标实现的同时并没有解决人口问题，而是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这就是从增长型和数量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和功能型人口问题。为应对低生育率的挑战，我国新近出台了三孩政策并予以立法保障。三孩政策出台意义重大，同时我们需要综合施策来应对人口问题。

当下我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不断延后，现在大致在28岁左右，也就是说2021年的生育主力是1993年前后出生的女性。假定最晚生育年龄是34岁，那么2021年最晚生育的育龄妇女是1987年出生的。1987年至1993年出生的女性大多是独生子女，她们的生育责任感有多强、生养能力有多大？2020年上海女性平均的初育年龄是30.73岁，较2019年上升0.44岁。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进入职场时间推后，年轻人初婚初育年龄不断提升，城市高学历女性适宜的生育时间已经被挤压到4至5年，该如何平衡生育和工作的关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显然，提倡适龄生育是对晚婚晚育的修正。在新时期，中国须打造生育责任伦理共同体。生育责任应由家国共担，生育责任包括生、养、教三育成本的支付，优生优育的环境支持以及生育福利的社会共享，特别是国家、社会和政府在非经济生育成本方面给予有生育愿望与行动的夫妇和家庭强力支持，例如适当延长产假制度，提倡性别正义，消除企事业单位对女性就业以及职场发展的性别歧视，等等。全人口、全过程、全方位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和老年友好型社会，努力实现人口的优化、均衡和持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优良的人口条件和人口环境。（作者是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